城里的阿九·上帝的孤儿院长

看Hodge & Kress的Social Semiotics，书中引到Brown & Gilman的Pronouns of power and solidarity一文。碰巧来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12日的伊比利亚美洲国家首脑峰会上，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对不安分的查韦斯喝道：你为什么不闭嘴？！原文是¿por qué no te callas?，不懂西班牙文，姑且抄在这里

英文媒体拿这句话作文章（BBC的网站连不上），卫报的评论是这么写的：He used the familiar form "tu" rather than the more formal "usted". 因为不懂西班牙语，所以姑且猜测一下，tu和usted的差别就如同法语里面的tu和vous。国王此时用tu，无疑是表达愤怒、轻视、责难等等情绪。不知道的是，泛西班牙语区内，这两个词的用法是不是一样的呢？或许，查韦斯先生并没有感到什么不快；又或许，像国外某个论坛里说的，问题并不在于国王用的是tu还是usted，而是强行叫人闭嘴这个行为本身，在西班牙文化中是颇具伤害性的。

[Source: Language Log]

一日，我和我姐准备参加朋友婚礼,打电话叫出租车。姐：“你好！我在某某路口，我要预约一辆出租车。”
接线员：“那你穿着什么衣服呢,方便司机辨认？”
姐：“我穿白色上衣，蓝色裙子。”
接线员：“到哪里？”
我姐：“到膝盖。
[Source: 糗事百科 http://qiushibaike.com/qiushi/number/11108]

昨天的BTV红楼梦中人，尤小刚导演给予当场的几个宝玉总体评价时这样说：“今天这一台孩子”。“台”这个量词用得牛啊，你看他就不用“一群”、“一组”，更没用“一拨”、“一伙”，也没用”这些“。这个字用的好，它让我们一听就明白了这些孩子是在舞台上演出的、献艺的，用其它的词就不能突出这层含义。有意思的是，你不会有什么语病的感觉，你不会因为”台“往往是修饰电视机、收音机之类的机器而否定它。在这里，”台“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量词，它实际上是指地点，可能就跟我们说”这一屋子的人“差不多。给人一点不好的感觉是，这个字眼有点居高临下，就好像把人才放在篮子里当鸡蛋数，可能得是导演级的才用得出这个字吧。

最新的一期The Economist上有篇讲conversation的文章。先说的是conversation当中的原则问题，接着回顾了conversation作为一种口头交流方式所存在的历史，以及它的现状。Conversation这个词翻译成中文可以有多种方式，中性的莫过于“谈话”，稍微正式一点的可以是“交谈”，不正式一点则是“谈天”、“闲聊”、“聊天”，但从字典的定义看，conversation是“人们交流思想、感情、信息的非正式谈话”，这个“非正式”我的理解是，它是在非正式的场合发生的，面试、采访不是conversation，电视中的谈话和对话节目也不算。还在于“交流”二字，倘若只是一个人滔滔不绝，其它都是聆听者，就不成其为一个conversation，所以也就有了诸多conversation的机制与原则问题。在语用学上，conversation被称作“会话”，发端于上世纪六十年代Sacks，Schegloff等人的会话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关注的是会话的结构，采取经验主义的归纳法考察会话当中的运作机制，并进而考察会话者是如何通过会话交流语义、构建社会秩序的。Levinson (1983)对于conversation的定义是，在制度化场景（宗教、法庭、课堂……）之外发生的对话，但在过去20年里，学术界逐渐有将制度化场景谈话引入会话分析领域的趋势。实际上，除了研究话轮转换机制等会话结构，会话分析的空间还相当大，近年来向其它研究领域有很多延伸，从Journal of Pragmatics上面的文章就可以看出来。

所谓谈话当中的原则问题，就是一个对所有谈话者的普遍约束，同时也是一个界定好的谈话者的标准。细分下来，它可以是三个层次的。首先是描写性的，比如Grice所提出的合作原则，Brown & Levinson所探讨的礼貌原则，当然它也是阐释性的，也就是从一个分析者的角度出发来考察谈话及其背后的东西。再次，原则是规约性的，即对人们在谈话当中的行为方式做出规定，设定一些不可逾越的黄线，比如西塞罗在其文章On Duties当中提出的若干规则。最后，原则是应用性的，也就是去指导人们如何与人交谈，如何与他人交朋友，通过谈话影响他人，最典型是卡耐基的书。当然，这三者并非截然分开，西塞罗的某些原则无疑是普适的，也就是说是语用层次上的默认规则，当然它也是那些指导性书籍不可遗漏的一部分。

Margaret Shepherd & Sharon Hogan. 2006. The Art of Civilized Conversation. New York: Broadway Books.

从历史的角度来对社会文化生活中的conversation做整体的考察，会发现，谈话的热度并非一成不变，它也是波浪式发展的。有这样一些谈话的黄金时代：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古希腊时代，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法国，18世纪早期的英国。古希腊时代的谈话是由于社会民主与自由的空气；法国则是源于君主极端专制下贵族的悠闲以及上流社会女性设立的沙龙，这一时期，谈话的艺术无疑是衡量一个人素质的关键标准，可以想见的是，这一时期是莫谈国是的；与此相反，18世纪早期在英国盛行的咖啡馆里，政治是必不可少的话题，这标志着自由言论与市民社会的兴起。做一个很不恰当的比照，苏格拉底时代的谈话气氛可以与中国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相比，而法国的沙龙则有点类似魏晋时代的清谈，至于英国的咖啡馆也只能和记忆中的茶馆比比了。

Conversation到底堕落了没有，有不同的观点。Stephen Miller的新书认为，无处不在的MP3和个人电脑实际上阻止了人们的相互交流，限制了conversation的发生。在过去时代谈话给人们带来的乐趣现在正逐渐被转移到网络上。类似的观点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奥威尔就发表过，那一次被抱怨的对象是家中的收音机，后来人们又以此来指责电视。The Economist文章的作者则是相对乐观的。他认为谈话在经历诸多坎坷之后仍然存在，也必然继续存在。谈话的艺术是永恒的，谈话的基本原则比如礼貌和倾听也是不会改变的。我个人一直持续的观点是，因特网上的交流可以看作是conversation，不管是Email、论坛、Blog，还是即时交流工具MSN、QQ当中发生的对话，都是视作conversation，所不同的是，在新的语境下，它们的会话结构与话语方式会发生重要的变化，比如关键的即时性有不同程度的抽离，反馈与修正的方式也是不同的。实际上，conversation有没有堕落根本不是问题，因为人类离不开相互的交流，它只是改头换面了。

Stephen Miller. 2006. Conversation: A History of a Declining Ar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Conversation作为语言使用的原型，是一语习得的重要形式，也是二语学习的必要内容。但是，直到上世纪80年代，语言教师才认识到口头语和书面语是语言使用的不同方式，以书面语或者口语化的书面语去教授学生说话，其结果只能是学生不会说话。只用将日常会话引入教学，才能让学生真正学会用二语进行人际交流。为此，Slade & Norris于80年代后期开始在澳大利亚的成人二语教学中加入casual conversation的内容，之后有更多的语言教师进行了类似的尝试。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97年Eggins & Slade出版了Analysing Casual Conversation一书。这本书既有诸多理论背景，又有实用的分析模式，既可做学术研究的参考，又可作为课题教学的辅助。我对BBS会话结构的分析正是借鉴了此书的分析方法。2006年，Thornbury & Slade又出版了Conversation: From Description and Pedagogy一书。正如题目所言，该书先是对英语谈话做了系统的描述，先后从词汇、语法、话语和语类四个层次。接着对谈话能力的一语习得和二语习得作了分别阐述，然后回顾了谈话教学的历史，最后对谈话教学的方法、设计、程序和过程作了详细分析。该书所提供的是一个综合的分析与操作方法，对conversation的教学有很重要的帮助。

Scott Thornbury & Diana Slade. 2006. Conversation: From Description and Pedagogy. Cambridge, U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昨天父亲节，Geoffrey Pullum 在Language Log上讨论了TIME的一篇文章，讲现在的父亲们为了抚养子女，不得不牺牲个人娱乐，其中有下面一段话：

Even if their company were an unremitting pleasure, the fact that they require so much company means that other sources of pleasure will all but disappear. Movies, theater, parties, travel - those are just a few of the English nouns that parents of young children quickly forget how to pronounce.

第二句很有意思。父亲们并没有真的忘记如何说movies, theater, parties, travel这几个词，事实上是这几个词所指称的对象在他们的生活中缺失了，是"电影"、"剧院"这些概念在他们的生活中意识中回避了。按照认知语言学的说法，这里有一个隐喻，有两个认知域映现的关系。生活是一个域，而发音能力是一个域。发音能力域映现到生活域上，这样，生活中不得不搁置一边的东西就与几个词汇发音的遗忘挂起勾来。不仅仅如此，这里能够进行更多的映现。可以是拼写能力，比如：those are nouns that they forget how to spell。可以是词汇能力，比如：those are nouns no longer in their dictionary. 严格一点说，隐喻在这里整合了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的语言能力两个概念，实际上我们是在通过一个较抽象的概念来理解一个较简单的概念。而奇妙之处在于，我们根本并没有忘记如何拼读那些词，那些词也仍然在我们的字典里。所以上面那句话不能反过来说，nouns they forget how to pronouce are movies ...，是不成立的。事实上，所有的隐喻都是不能双向的，"医生是屠夫"不能说"屠夫是医生"，即使能反过来也不是一个意思了。

Pullum提出的问题很值得思考。他说，(1) 为什么作者借用语言来说事，而且是采用一种假命题来进行夸张；(2) 为什么这样会让人觉得有趣。我想，他的第二个问题实际上已经由第一个问题回答了，既然是假命题，既然是夸张的说法，就一定会让人觉得好笑，所谓幽默产生于会话准则的不满足。那么为什么作者用要语言能力来作隐喻呢？我想，大概因为这种遗忘恰恰是存在的。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多年不联系的老同学想不起名字了，拿起笔却忘记字怎么写了。那么，movies这几个词是不是也有可能忘记怎么读呢。当然，还是夸张了点，不过幽默也就出来了。

有意思的是，今天Pullum关于这个问题又写了一篇。他很生气，因为不知道有多少人给他写信，告诉他上面那句话的修辞手法是夸张，完全把他当傻子了。Pullum并不认为这是夸张。

P.S. 这篇blog是6.19写的，但是blogbus上不去，所以就贴在blogger了，现在再贴在这里。其实我也不想换来换去的，但是blogbus太让人失望了。如果以后再这样，我宁可去那个不能直接访问的blogspot空间上写。

晚上收到Thomas同学发来的一则短信，又是“吉祥三宝”的恶搞版，不过主题有点成人罢了。自打“吉祥三宝”在春晚亮相之后，其人气一路飙升，走街串巷 哪儿都能听到。而在互联网上，善于娱乐的中国网民自然不会放过对它的恶搞。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所谓吉祥三宝馒头版，将陈凯歌、无极、馒头与吉祥三宝的 歌曲形式联系起来，从头到尾充满了戏谑。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的，看一看：吉祥三宝星际版、街头流浪家庭版、NBA版、中国股市版、小偷版、国台办 版……最近，结合SMTH被封周年，则有吉祥三宝之水母周年版新鲜出炉！

我不确定汉语修辞学中是不是将这种手法叫做戏仿，但英文中却是有一个新词是和它比较接近——snowclone。wikipedia对它的解释是这样的：

Snowclone is a neologism used to describe a type of formula-based cliché which uses an old idiom in a new context. The term emphasizes the use of a familiar (and often particular) formula and previous cultural knowledge of the reader to express information about an idea. The idea being discussed is usually contextually different in meaning from the original use of that formula, but can be understood using the same trope as the original formula was used.

这个词有一个准确到秒的出生时间：2004年1月15 日22时56分57秒，不过，对于这种语言现象的发掘在早前几个月就已经开始了。语言学家Mark Liberman发现很多记者在文章里都喜欢用这样一个句式：If Eskimos have N words for snow, X surely have Y words for Z.他收集了十多条这样的例子。在2003年10月27日的一篇blog中，语言学家Geoffrey Pullum则将这个问题正式提了出来，他说我们需要为这样一种语言现象取一个名字：

Roughly speaking, the thing we need a name for is a multi-use, customizable, instantly recognizable, time-worn, quoted or misquoted phrase or sentence that can be used in an entirely open array of different jokey variants by lazy journalists and writers.

一位经济学副教授Glen Whitman对Pullum的问题做了回应，于是，snowclone这个新词就这样确定了下来。在language log上，从2003年10月到现在，关于snowclone的讨论多达60篇。老实说，我看到这个词，第一感觉绝没有把它和上面那个含有snow的句式 联系起来，我是无缘无故联想到了雪崩，也许这种一拥而上有点赶时髦的仿造和雪崩的气势真有点像，报纸、杂志、电视、网络，哪儿也少不了这种轰炸，炸多了就 成了陈词滥调，就恶心了。所以，在英语语境的讨论当中，snowclone是贬义的，它的矛头直指那些懒惰的、没什么创造力的、拾人牙慧的记者。汉语媒体 里，这样的记者编辑只多不少，我们不需要多费劲就能搜罗出很多证据。记者们应该始终关注语言的潮流，就像时装一样，努力引领而不是尽拣别人剩下的，被人骂toold。

snowclone跟开头说的“吉祥三宝”的版本似乎还不同，后者的精神在于戏谑，在于游戏。这种游戏形式不仅仅限于语言当 中的一个句式，它可以是一首歌，一篇文章（鲁迅先生的《***》经常被篡改以表示某个社会现象的深恶痛绝），也可以是一组诗句或者名人名言，甚至是 电影，谁说如今最红火的对电影重新剪辑配音的恶搞运动不是一场snowclone呢。可其实，一个最朴素的道理就摆在那里，什么东西玩多了都不会好玩了。

今年的春晚实在糟糕，我边看边睡，加起来看上的时间也就差不多一小时。这么差劲，自然就没什么可说叨的，也就自然没什么可广为流传的。可是，在半睡半醒之 间，我却听到了宋丹丹拖长声调，说了一个词——“相－当－”，下面立时笑声一片。这个土味十足的词，竟然就火了。没办法，也没什么更有意思的了！

用 语言学术语讲，“相当”是个intensifier。也就是说，它没什么实在含义，它的用途是在口头表达中加强句子的语义。跟英语当中的very， really，so差不多。我们那时候喜欢说，什么什么东西“超”怎么样，“巨”怎么样，“狂”怎么样，“特”怎么样，也是一个意思，都是在尽可能地夸 张，尽可能地强调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多伦多大学的语言学者Tagliamonte对intensifier很感兴趣，她认为intensifier的使 用是自然的，说话人是无意识的。Tagliamonte对《Friends老友记》2002年所有剧集进行了分析，发现台词中每5个形容词就会有一个被 intensifier修饰，而其中45%是so，really占25%，very15%，pretty6%，totally2%。 Tagliamonte由此推断，在美国英语中，so作为intensifier的用法正呈上升趋势。她所不能确定的是，到底是演员影响了观众，还是美国 社会自身已经开始了这种变化。但不管情形如何，这一结果都与Tagliamonte之前对英国英语的研究大相径庭，在英国英语的intensifier 中，very占40%，随后是really，占30%，so只有10%，absolutely和pretty分别是3%。也有批评者说《老友记》低俗，对 美国英语的影响是负面的，但是Tagliamonte不这么看，她认为从纯语言的角度看，so和其它的intensifier没什么区别，使用的增多只是 新陈代谢的自然结果。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Tagliamonte则探讨了年龄和性别对于intensifier使用的影响。她在对10 到19岁的男孩女孩的语料分析之后，发现15-6岁是一个关键年龄段，在此之前，so的使用逐渐增多并在此达到最高，之后开始降低，而very和 pretty的趋势则正巧相反。一般认为，青少年在人的一生中对语言变化最有积极性，15-6岁正好是高中阶段，是此阶段最关键的时期。针对so的分析则 发现，从13-4岁开始，女孩开始大量使用so，比例远远超过男孩。这表明，女孩在语言变化当中起着领导者的角色（女性本身比男性更喜欢 intensify）。但是，这种角色似乎并不长久，因为语料表明，20岁以后，反而是男性更多地使用so。对于汉语当中像“超”、“巨”这样的 intensifier，也可以做这样一个研究，我记得我们也是在高中的时候特喜欢用，现在就很少了。

Tagliamonte还发现， 15-6的年轻人很喜欢用like和just这样的discourse marker，到处都用，没什么顾忌。北京的孩子说话的时候也特喜欢用一个discourse marker，“然后”，这已经不是一个关联词了，他什么时候都用，毫无顾忌。北京的大人好像是不用的，就是中小学生见得多，电视上这些孩子一张口就然后 然后，听着寒毛都竖起来了。据说，这是香港明星学说普通话落下的毛病，他们口齿不利落，关联词掌握得不好，脑子里又都是英语里well well那一套，所以就“然后……然后……”了，不知道这个由头对不对。

语言学家David Crystal著作颇丰，今年1月他就有两本问世，分别是企鹅出版社的How Language Works: How Babies Babble, Words Change Meaning and Languages Live or Die，和牛津大学出版社的Words Words Words。后者专讲词汇，词源、拼写、地区差异、社会差异、禁忌语、行话、文字游戏，等等等等；前者则又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关于语言的著作，语言的方方 面面无所不包。David Cystal不是乔姆斯基、韩礼德那样的语言学家，他没有什么理论框架，不属于什么派别，似乎也不遵循什么主义。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他是最真实的语言学 家，他以他对语言的深情关照和不懈思考，以他的语言百科全书、英语百科全书等等著作影响着我们，使得我们贴近语言，爱上语言，学习并研究语言。

在How Language Works这本著作中，David Crystal再一次坚持了他有关语言发展的观点。简单地说，他认为语言变化是不可避免的、持续不断的、普遍的和多向的。语言并不变好，也不变坏，它们只 是在变。基于以上看法，David Crystal提倡描写而非规约（他针对网络语言就是这样的观点），对于极端的规定主义行为，他深恶痛绝，称之为语言斯大林主义，将对语言的零容忍态度与 当年斯大林排除异己联系起来。

我是赞同David Crystal的，但是不可否认，上述观点是站在纯粹语言立场上的。而我们知道，语言不仅仅是语言，它还是我们的思维，它将我们与社会、与世界相连。语言 本身如同挺拔的松树、蜿蜒的长城，无所谓善恶，无所谓美丑，无所谓感情，无所谓和谐，无所谓先进，它之所以有生命，鲜活起来，完全是人的缘故。持与 David Crystal相反观点的人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比如，写《第三帝国的语言》的作者，就认为语言是有着堕落、贬低的可能性的。纳粹最强大的宣传工具是什 么？是希特勒、戈培尔的几次煽动性演说吗？不是。而是重复千遍的最不起眼的词汇、短语、句子，机械地、无意识地深入到德国人的意识当中，就像慢性毒药一 样。从这个意义上看，语言就是变坏了。

当然，这是最极端也是最可怕的例子。事实上，语言变“坏”时时都在发生。鸡、同志是大家熟知的，无 极、陈凯歌则是最近的例子，这是发生在社会共同层面的。我觉得，关心个人层面的语言变化更有趣。是心理和认知的问题，同样也是个人经验的问题，这就回到了 我先前一篇blog的议题上去了。“清华”这两个字，每个人的认知是不同的，对于我，对于我的父母，对于一般老百姓，对于北大教授孔庆东先生，它的语义绝 对是不一样的。对于孔先生，“清华”这两个字变“坏”了，因为清华的学生，特别是研究生，很“坏”。而对我来说，这一周有三个字变坏了：情人节。孔先生和 他认为变坏的东西勇敢地作斗争，可我却选择置之不理、躲避和遗忘。要为语言说句公道话，不是你变坏了，是人心变坏了，是这世界变坏了。